在五四那一班先驱者群体里，胡适是非常个性化的人物。对新文化、新文学运动他始终坚持“国语的文学”、“文学的国语”的创造。他在几个地方反复声明这样一个观点：“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。达意达得好，表情表得妙，便是文学。……但怎样才能‘好’与‘妙’呢？第一要明白清楚，第二要有力、能动人，第三要美。”30年代讨论“文艺大众化”时，胡适这样认为：“大众语不是在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的语言文字，大众语只是一种技术，一种本领，只是那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人懂得的本领。”他是一位博学能文之人，一生用力最勤的是学术。遍览他的学术著作，我以为他不但认真地实践着他的“白话”主张，而且炼就了一套用大众语进行学术表述的本领，我把它称之为胡适的“学术言说方式”。大凡就论文而言，人们总传统地觉得“正经八板”方为正宗，把概念推导的逻辑感看成是论文写作的第一要义。但胡适似乎有意来个反动——用最平常话说最“学术”的问题。我们可以这样来加以概括：讨论学术，不用或尽量少用学术语言即专门概念，力争使“学术的言说过程大众化、口语化。顺、畅、通、达、雅，便是胡适学术文章在语言构成上的特色。他一生写过200余篇的书评序跋，字数总在五六十万言以上。
我一直认为，论文写作的心志以“平和方正”为最佳。胡适确如是也。看他的文，感觉不到“学阀”的霸气，一知半解的虚妄，或是“扬长避短”的敷衍，而是抓细节，抓最微处，以“大众语”言说方式，给人以简明、清楚、疏朗、平易、谦逊的好印象。1929年，对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有关百二十回《水浒传》的考证，他这样说：“鲁迅先生之说，很细密周到，我很佩服，故值得详细征引。”对他的学生俞平伯曾毫不客气地批评：“平伯最长于描写，但他偏喜欢说理；他本可以做诗，但他偏要想兼做哲学家。本是极平常的道理，他偏要进一层去说，于是越说越糊涂了”。这种没有居高临下、好为人师的教诲，亲切自然平等里还有一缕甜甜地幽默。
时下弄学术的人，不妨妨学学胡适。
